云居寺—北京最著名佛寺巨刹，1300年刻经的传奇故事

　　云居寺

　　隋称智泉寺，又名西峪（域）云居寺、西峪（域）寺，位于房山区大石窝镇水头村白带山下，是北京着名的佛教圣地。

　　北京房山云居寺——北京最着名佛寺巨刹，1300年刻经的传奇故事

　　卍 云居寺山门

　　云居寺的前身是隋朝智泉寺，始自北齐。民国溥儒《白带山志》引《顺天府志》记载：“北齐（550—577）沙门慧思净住莎题（白带山因山上盛产一种植物莎题草，故又名“莎题山”），誓宣鸿愿，普镌见籍，镜幽穹岩。弟子静琬，密承法付，于大业末递于贞观，疲毫琢版，叠窟盈堪。”“云居寺，隋为智泉寺，以泉名也。”隋文帝仁寿元年（601），曾于诸州高爽清净30处建舍利塔，白带山智泉寺也奉安了舍利，建造了舍利塔。隋炀帝大业（605—616）年间，慧思的弟子智泉寺静琬秉承师训，在白带山开创了石经刊刻事业，到唐贞观五年（631），为刻经的需要在白带山下大规模修建庙宇，并把寺院重新命名为云居寺。

　　唐云居寺的创建还有一段机缘。刘济唐元和四年（809）《琢鹿山石经堂记》：“至国朝贞观五年，涅盘经成，其年六月，瀑水浮大木数千株于山下，遂构成云居寺焉。”唐临《冥报记》也对此有记载，静琬早就有建寺的打算，但由于缺乏木材一直未能如愿。事有凑巧，唐贞观五年（631）六月，一夜大雨，引起山洪暴发，上游河岸崩塌，数千株巨大的松柏顺流漂至白带山下，于是静琬招来工匠，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利用这些木材建起了云居寺。云居寺创建时形成了三院格局：即东峪（域）云居寺，又称东云居寺、东峪（域）寺，在石经山以东；西峪（域）云居寺，又称西云居寺、西峪（域）寺，在石经山以西，即今之云居寺；中峪（域）云居寺，又称中云居寺、中峪（域）寺。此外，石经山上以华严堂为中心，形成了石经寺（又称云居上寺、雷音寺）。在距云居寺不远的岩上村，还有专供刻经的磨碑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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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卍 石经山顶金仙公主塔

　　静琬的第三代弟子惠暹对云居寺进行了第一次重修。唐开元十八年（730），唐玄宗第八妹金仙公主奏请唐玄宗御赐云居寺经卷，并将云居寺四周东接房南岭，南逼他山，西止白带山，北限大山分水岭的大片山场划给云居寺作为刻经费用。云居寺僧人特于白带山顶的石塔上刻下铭文，这座石塔世称金仙公主塔，此塔为笋状四面小石塔，通高 3.67米，其下部由四块汉白玉石板竖砌成方形龛状塔身，龛门浮雕拔券，门两侧各浮雕金刚力士一尊，上部为七重宝檐，宝珠刹，造型酷似西安小雁塔和云南大理三塔。金仙公主塔虽历经1200年现在仍完好地立于白带山顶。唐会昌三年（843），武宗废佛，云居寺横遭劫难，后虽得恢复，但唐末至五代的战乱使石经刊刻被迫停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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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卍 云居寺北塔（罗汉塔）

　　辽会同三年（940），石敬塘划燕云十六州归入辽人版图，但在辽统治者的支持下，云居寺开始转机，再度兴盛。云居寺住持谦讽和尚于辽应历十四年（964）对云居寺进行了大规模修复，共修建大小庙宇70余间，使唐末五代以来“风雨之坏者及兵火之残者”得以修复，并且扩大了云居寺的规模。谦讽和尚与辽官员朝议郎行右补缺王正合力倡导，云居寺广联僧俗，结千人邑会，千人邑乃中国古代为寺院募捐的社会宗教组织。据王正《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记载，当年的千人邑“春不妨耕，秋不废获。立其信，导其教，无贫富先后，无贵贱老少，施有定例，纳有常期，贮于库司，补兹寺缺。”至澶渊之盟后的辽圣宗太平七年（1027），辽宋化干戈为玉帛，幽州社会稳定，辽人才开始恢复石经刊刻。在辽重熙至大安年间，云居寺建起了南北二塔。北塔又称罗汉塔，建于辽重熙年间（1032—1054），为寺僧文密化钱3万余缗而建。北塔造型极为特殊，是楼阁式、覆钵式两种形式相结合的塔。塔的下部为八角形须弥座，上建楼阁式砖塔两层，其上置覆钵和“十三天”塔刹，完全是一个早期的喇嘛塔。历经千年沧桑，北塔现在仍以其雄伟的英姿成为云居寺的象征。1989年修缮北塔时，塔基上所镶的200余块有“诸法因缘生，我说是因缘。因缘尽故灭，我作如是说。”铭文的佛偈砖朽坏，需要去旧换新，但是苦于没有替代品，工程无法进行。这时北塔东南十米处施工用的淋灰坑里的石灰水一夜之间向正北流渗而尽，有洞长达十米，距北塔塔基不足两米。翌日，请北京市文物局专家勘测，推测系塔基下有藏宝洞，遂停工挖宝。不想奇迹出现了，从洞中挖出了辽代建塔时埋下的佛偈砖221块，拆旧易新，恰巧用去220块，仅余一块，此机缘足见古人建塔时虑事之缜密，仿佛早就算准了未来修缮时有此之需。南塔建于辽天庆七年（1117）四月十五日，为寺僧绍坦所建，塔13层，高60余尺，内藏舍利300余粒。南塔在抗日战争时为日本人建下庄岗楼被人为拆毁，后坍塌殆尽。辽代云居寺的佛教宗派由晚唐的禅、律共处，改为律宗。

　　金代直至金明昌年间（1190—1195），云居寺并未因朝代更替而间断刻经事业。金大定二十年（1180），义谦法师继任云居寺住持，改律为禅。金世宗子、章宗伯父完颜永中施刻《增一阿含经》《杂阿含经》就在义谦住持之际。义谦对云居寺“重建廊宇，别建僧庵，西序东厨，焕然顶新”，当时长乡城（今良乡城）义井院，李河（今琉璃河镇）灵岩寺以及歧阳（或今吉羊村）开化寺皆请义谦为提控宗主。

　　金贞佑三年（1215），蒙古大军攻破辽中都，大元一统后，云居寺得到元统治者的重视。元延佑二年（1315），元仁宗命朝廷官员明里董阿前往涿州代仁宗进香，顺道至云居寺视察石经。回京后，奏请元仁宗赐经律论一大藏，藏于云居寺内。元朝的文宗、宁宗之际，云居寺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修复，至元宁宗至顺三年（1332）才告结束。元至正元年（1341）四月，高丽僧人慧月，修葺了石经山华严堂，并补刻了堂内残损的五块经版。

　　北京房山云居寺——北京最着名佛寺巨刹，1300年刻经的传奇故事卍 石经山雷音洞

　　明立国之初的洪武二十一年（1388），明太祖朱元璋派名僧道衍（即姚广孝）到云居寺视察，道衍为隋静琬开创刻经事业所感，题《石经山诗》并序镌于华严堂石壁上。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和明正统九年（1444），明人对云居寺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明永乐年间，中天竺（印度）僧人桑谒巴辣曾修复东峪云居寺（时称东峪观音寺），并成为该寺住持。桑谒巴辣在明成祖永乐三年（1405）率领诸国使臣至明廷进贡方物，在南京受到永乐皇帝接见，并被封为“圆融妙慧净觉弘济辅国光范衍教灌顶广善西天佛子大国师”，允其随方传教，自在修行。11年后，桑谒巴辣奉诏居于北京崇恩寺，并在内府教授官员学梵语，有不少王公大臣投其门下，削发为僧，明正统元年（1436）修崇恩寺。桑谒巴辣死后一处塔葬于东峪云居寺附近的白云陀金香炉山清峰岭上。桑谒巴辣传播的是秘密大乘佛教，自明永乐年间桑谒巴辣重修东峪寺后到成化年间，东峪寺住持哩提干资罗及西峪寺住持嗔嗒悉哩都是桑谒巴辣的梵僧弟子，开创了中国佛寺印度僧人任住持的特殊史实。明中叶以后，云居寺的香树庵以及静琬以下百余座历代高僧骨塔均被寺僧卖与巨室，明万历十五年（1587），云居寺住持竟然掘开压经塔地穴盗卖石经渔利。此事被明廷察办，责成房山县典吏督工将盗洞封砌，并明文刻石禁示。明万历二十年（1592），五台山一代高僧达观真可法师至石经山雷音洞参礼，发现洞内像设瘫敝，石经薄蚀，还在雷音洞拜石下石函内起出3颗肉舍利。于是达观真可在明慈圣太后和法灯等人的资助支持下，赎回骨塔和香树庵，并为香树庵购置500亩的下庄一所。此外，达观真可还将东西云居寺住持、执事僧召集一处，严加训示，重申戒律，再肃清规。明代云居寺刻经始于万历末，历天启，至崇祯年间（1628—1643）而止。

　　清代，云居寺改为临济正宗，世代相传，但“颓者益颓，而残者日就剥落”。至清康熙十一年（1672）终于迎来了中兴之祖，后被尊为云居寺重开山第一祖，临济正宗第三十三世的溟波大师任住持。溟波自述系替其父死而复生延寿十二年而自小舍至天仙庙落发，后在北京悯忠寺受具足戒，师从天津如来庵大博禅师开悟，40岁入主云居寺。溟波是清康熙年间的着名高僧，蜚声遐迩，曾得康熙帝亲自垂问法力，并赐白金30两添钵。溟波主持下，云居寺共修复建设殿宇、禅堂、寮房、厨库200余间，整修了西域寺、东域寺、梦堂庵、云居寺双塔、戒坛，以及石经山藏经洞、暴经台等一应建筑。此后重开山第二代圆通法师继承乃师遗志至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将云居寺重修工程告竣。圆通的弟子重开山第三代、传临济正宗三十五世了尘法师也是一代有作为的住持，移大悲坛，修两壁僧寮，建藏经阁。圆通、了尘与重三代、传临济正宗三十五世光泰法师三人所处的正是清康乾盛世，也是清代云居寺蒸蒸日上的时候，后世将清朝前三代重开山祖师圆通、了尘、光泰并称云居寺“三公”，并将他们三人的遗骨分别安奉在三座形制相仿的覆钵式塔中，墓塔均为东向，石砌覆斗座，覆钵塔身，塔刹为十三天承宝珠，通高均为七米，并列位于云居寺北塔以北的平台上，俗称“三公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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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卍 云居寺三公塔

　　民国时期，云居寺兴盛不减，山门前有一对石狮，额书“西峪云居寺”。山门即天王殿，出天王殿前有木牌楼一座，左右为钟鼓楼，院东北隅修竹耸翠，溪流环绕。正殿为毗卢殿，殿前二碑，为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立，记载了重修寺院经过。毗卢殿门悬匾“慧海智珠”，两旁悬对联“林外钟声开宿月，阶前幡影漾清辉。”均为乾隆帝御笔。毗卢殿后通过两道砖阶攀至第一平台，韦陀小殿一座兀立其上。入第二道院为释迦殿，门额悬匾“耆窟香林”，殿联“石洞别天清净地，经函常护吉祥云。”也是乾隆帝御笔，殿内供释迦牟尼像。释迦殿后由旁梯升至第二平台，即第三院，有正殿“药师殿”，内供药师佛，悬乾隆题匾“香云常住”。药师殿后有两石阶连第三平台，进入第四院为寺院中心所在，院落宽敞，花木扶疏，院右为方丈居所，院左为文殊殿。正殿为弥陀殿，悬乾隆御题“金轮正觉”，内塑阿弥陀佛像，后堂供观音坐像。绕行弥陀殿后，拾级攀入第五院，庭院甚阔，立碑4方，正殿为大悲殿，悬乾隆御匾“莲台净域”，内供大悲观世音菩萨，像貌慈悲，供于神龛之内，外遮深色薄纱，殿右为藏经殿，有小门与大悲殿通。藏经殿深且广，殿内巨柜林立，中存经卷。此外，第四院有南北跨院，南院有殿两座，一座为祖师殿，内供云居寺历代住持像，另一座为地藏殿；北院有大殿两组，一为千佛殿，另一为行宫院，为清历代皇帝驻跸之所。民国时期的云居寺树木葱茏，碑碣环立，显示出千年古刹的兴旺。

　　“七七事变”发生后，云居寺历遭兵灾，从此走向衰落。1942年，日本侵略军大肆轰炸云居寺，使这座千年古刹成为断壁残垣，但云居寺的山门却奇迹般地屹立不倒。云居寺重开山第十三代，临济正宗第四十五世，云居寺最后一任住持纯山在1948年协助爱新觉罗·溥儒撰成《白带山志》时，在序中写到：“逢中日事变，历遭兵匪之燹。全寺荡然，悉成灰烬。”

　　白带山，现名石经山，又称小西天，海拔450米，位于云居寺东北1.5公里处，是太行山的支脉，每逢阳春丽日或夏雨初晴，山腰常有白云缭绕，如纱如素，如练如带，故名白带山。从白带山攀登，途中有座古寺，创建于唐代，名施茶庵，过施茶庵，石径迂回，援阶而上，山腰处有9个藏经洞，珍藏着自隋至明雕刻的石经4196块。在9个藏经洞中有一个开放式洞穴，即雷音洞，又叫华严堂，是石径山最早的一座藏经洞。雷音洞内有4根石柱上面雕刻有佛像1056尊，故称“千佛柱”。石径山上有唐塔两座，分别为金仙公主塔与单层小石塔，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土，在南北朝时历经两次法难，一是北魏太武帝时期，一是在北周武帝时期。灭佛废佛在佛教徒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们担心法难再起，考虑如何能保护佛经，使其历法难而不毁，长存于世。受前朝儒家经典刻在石头上的“熹平石经”和“正始石经”的启示，北齐时期出现了石刻佛经。为防法难再起，隋智泉寺僧人静琬在1400年前发下弘愿，要刊造《华严经》等12部佛经于石板之上，从此开启了绵延千载的房山云居寺刻经事业。静琬选中房山盛产汉白玉的大石窝附近的白带山，是因为这里盛产汉白玉和青石料，而且白带山山深林密，远隔尘嚣，既是清修胜地，又是镌经藏宝的理想场所。静琬是秉承其师南岳天台宗二祖北齐慧思大师的师咐，慧思大师深感法灭危机，为有效保护佛藏，发愿刻石藏以不朽。静琬刻经之举受到了大隋朝野的支持与响应，隋大业七年（611），隋炀帝临幸白带山附近的涿郡（今北京），皇后萧氏施绢千匹以助静琬，于是朝野上下争相为静琬刻经施舍财物。静琬时期所刻石经至少有《华严经》（晋译）、《法华经》、《金刚经》等9部，最初刊刻的《华严经》现藏于石经山雷音洞左之第8洞，《法华经》等则嵌刻于雷音洞内的石壁上。此后，唐刻经事业历经玄导、僧仪传至惠暹、玄法，在盛唐开元天宝年间为房山刻经的全盛时期，得到了唐玄宗第八妹金仙长公主的大力支持。唐开元十八年（730），玄宗经金仙公主奏请颁赐新旧译经4000余卷，作为刻经底本，命长安崇福寺沙门、着名的版本目录学家智升亲自负责运送至云居寺。在惠暹和玄法刻经时，雷音洞及其左右各洞藏经已满，于是又在雷音洞下开凿二洞（堂），现编号为第1与第2洞，将所刊刻石经藏于此洞内。玄法时期于唐开元末年开始刻造玄奘所译长达600卷的巨部佛经《大般若经》，唐天宝十三年（754）刻至163卷。经安史之乱，房山刻经却未停止，自唐贞元五年（789）至唐元和四年（809），受幽州节度使刘济的施助，用了20年左右，续刻了《大般若经》300卷前后至412卷的100余卷，终唐之世，这部《大般若经》续刻至第520卷左右。唐武宗废佛，云居寺因此而衰败，五代时期刻经也因战乱而中止。

　　辽圣宗太平七年（1027）涿州刺史韩绍芳游览白带山发现了刻经始末，乃奏请圣宗皇帝恢复刻经，圣宗赐普度坛利钱为刻经经费，又委派瑜伽大师可玄提点镌修，勘讹刊谬，补缺续新，重启辽代大规模刻经。韩绍芳先补刻了《大般若经》中残损的10卷经文，接着又开始从521卷刻起，续刻了最后80卷。辽重熙十年（1041）九月，涿州刺史刘湘承袭前任韩绍芳续刻《大般若经》至第600卷，计经碑240条，最终完成此经的镌刻。《大般若经》的刊刻历经唐至辽代共计300年时间，共刻石1512条，是房山石经中最多的一部。此后，至辽清宁三年（1057）云居寺刻完全部《大宝积经》120卷，计经碑360条，至此完成所谓的四大部经数，即《华严经》、《大涅盘经》、《大般若经》和《大宝积经》。辽代的早期刻经均藏于石径山藏经洞内，后由于石径山各洞已满，至辽大安年间的通理大师时开始改单面刻经为两面刻经，并由大板改为小板，大字改为小字。通理师徒所刻的4000余片经碑和道宗刻经碑180片，均暂时放于山下。金人继辽代之后续刻自辽代开始刊刻的《契丹大藏经》，并因此才使此经留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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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藏经洞已满，自辽代起，云居寺僧人在云居寺南塔所在塔基南侧建起一座石经地宫，用以珍藏辽金时期所刻的《契丹大藏经》10082片。明初洪武年间（1368—1398），明王朝对云居寺采取了保护措施，但未见续造石经。明宣德三年（1428），道教南北两派代表人物，全真教陈风便和正一教王至玄等，仿效佛教刻经，募刻了道教的《玉皇经》等4部共刻石8块，送至石经山藏于第7洞中。明万历末年至天启、崇祯年间，吴兴沙门真程劝说在北京的南方籍官僚居士葛一龙、赵琦美、冯铨、董其昌等刻造石经，他们采取先集资在北京石灯庵用小石版刻好佛经，然后送往石经山贮藏方式，共刻经10余部。明人于雷音洞左侧新开一洞，将这些石经藏入其中，即现石经山第6洞。明崇祯四年（1631）三月四日，出资刻经的明着名书法家董其昌在洞额题“宝藏”二字，且将此“藏”字故意写出异体，表明此处石经是为“藏”也，故此洞也俗称为“宝藏洞”。就此，历时千载的房山云居寺石经刻造事业宣告结束。

　　事实证明，隋智泉寺慧思与静琬法师的法难担忧并不是不无道理的。1942年，当日本战机的炸弹将千年古刹云居寺夷为平地的时候，云居寺藏经阁内的经书都被化为了灰烬，但在白带山上的藏经洞内，在云居寺南塔地基下的石经地宫内，千百部佛经却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也正是由于这批石刻佛经凝聚了中华历时1300多年来的璀灿文化和多少佛教信徒的无穷愿力，最后才又催生了云居寺的火中涅盘，灾后重生。

　　很久以来，房山一带就流传着一句民谚：“山门不倒，寺必重修。”岁月无终，云居永存。1961年3月4日，云居寺被国务院首批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8月2日，房山县人民政府决定收回云居寺庙址，1983年春北京市文物局拔款4.3万元，收回南尚乐乡水头村所占云居寺庙址49.5亩。1983年7月10日，时任中共中央***胡耀邦视察大西北，途经云居寺，从上中院火车站下车，参观了云居寺遗址和石经库房。当读到嘉庆御碑《云居寺瞻礼二十韵》之：“信马陡坡陀，回首林烟漠。”不禁感慨现在的云居寺周围山野已是“回首竟石头”，胡耀邦当即指示，要植树造林，保护文物遗产。1984年4月19日，北京市政府在云居寺召开市长办公会，决定修复云居寺，并筹备成立“云居寺修复委员会”。1985年6月，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后为何鲁丽）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任名誉主任。自此，云居寺的修缮工程正式开始，国家不仅投入千万元巨资，海外侨界、佛教界人士也发起为云居寺修复捐资活动。至1988年8月，北京市公路局投资1200万元兴建了长沟镇至云居寺12.1公里的公路，改变了云居寺交通闭塞的状况。自1987年10月1日云居寺正式向游人开放以来，二十几年来，接待了30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驻华使节和各界人士。1992年云居寺被评为北京旅游世界之最。1999年5月13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批准云居寺恢复宗教活动，使其重现了昔日的无限风光。

　　如今的云居寺，占地面积六万多平方米，由赵朴初居士题写的“云居寺”寺匾悬于寺门之上，山门前有汉白玉的款龙桥和台阶石狮，整座寺庙，依山而建，形成五大院落六进殿宇：即天王殿（山门）、毗卢殿、大雄宝殿、药师殿、弥陀殿与大悲殿，各殿逐次提升，各正院之旁又有配殿，蔚为壮观。云居寺中路以北为行宫院，寺之北部有北塔罗汉塔、三公塔，右侧有石经地宫和琬公塔、压经塔（即续秘藏石经塔）。

　　如今的云居寺是佛教经籍荟粹之地，寺内珍藏的石经、纸经和木版经，号称三绝。石经为历经隋、唐、辽、金、元、明六个朝代，绵延1039年，镌刻佛经共1122部3572卷14278石，分别珍藏于石径山9个藏经洞和云居寺石经地宫中。如此大规模的石经是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壮举，堪与中国的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相媲美，被誉为“北京敦煌”。纸经现藏22000多卷，为明代刻印本和手抄本，包括明永乐时期（1403—1424）南京印刷的近3000卷的《南藏》印本和一部明正统五年（1440）《北藏》印本7000余卷，一部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北藏》印本3000余卷。藏文经卷共四种1000余卷，属于最早的藏文印刷品。手写佛经多数为明代抄本，最早书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这批纸经数量之多为国内各大名寺所罕见。木版经为始刻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至清乾隆三年（1738）的清代《龙藏》，梨木雕刻，刻工精细，佛像及版面生动美观。这批《龙藏》木版经现存77000多块，先后存放于故宫武英殿，柏林寺，智化寺和大兴古籍印刷厂，于1989年与1991年分别运至云居寺，全部木版经重达400余吨，堪称我国木版经书之最。

　　1999年9月9日9时9分9秒，为妥善保护房山石经，云居寺举行“‘99’石经回藏大法会”，由来自海内外的99位高僧大德诵经加持，将1958年出土的辽金时期刊刻的10082片《契丹大藏经》石经版存入新建的石经地宫中再度封藏。地宫面积四百平方米，藏经室采取密封处理，内充99%的氮气与空气隔离，各层经板均衬以砂垫，各块经版间加垫宣纸隔离，防止磨擦。原在藏经洞上的续秘藏石经塔也被回复原位。石经地宫西侧为八角三层密檐汉白玉经幢式的开山琬公塔。此塔坐西朝东，通高6米，其下为方形须弥座，中间为八棱柱形塔身，正面镌“开山琬公之塔”，塔刹顶为仰覆莲上承宝珠。此塔为开山祖师隋唐高僧静琬灵骨塔，静琬于唐贞观十三年（639）圆寂后，直至辽大安九年（1093）才被建塔供奉。静琬塔原在水头村静琬塔院内，1976年移居云居寺药师殿院内，1999年春移至现址。

　　目前云居寺有唐塔7座：开元十年（722）塔、开元十五年（727）塔、景云塔、太极塔与石径山金仙公主塔等；辽塔5座：云居寺北塔（罗汉塔）、开山琬公塔、续秘藏石经塔、老虎塔等；以三公塔为首的明清代塔若干及隋唐碑刻等历史文物。云居寺还珍藏着令世人瞩目的佛祖释迦牟尼佛骨舍利，系1981年11月27日发掘出来的隋大业十二年（616）安置于石经山雷音洞内的二颗骨舍利，为这座千年古刹更增添了一份祥光瑞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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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居寺现有四件铜质文物弥足珍贵，分别是一尊铜佛、两口铜锅和一尊铜香炉。铜佛乃供奉于云居寺弥陀殿内的阿弥陀佛，这尊铜佛高约3米，重7.5吨，仅修复一个缺损的指头就用去铜料1.5公斤。铜锅是云居寺的镇寺之宝，有一大一小两口，大锅直径3米，小的直径1.5米。据说过去云居寺香火鼎盛时有八百僧众，两口铜锅烧一次饭足够八百僧众吃一顿。铜锅底部均匀地分布着一些凹槽，是为防止熬粥时里面有小沙子而特意设计。铜香炉为明宣德年间（1426—1435）铸造，三足鼎立，古朴敦厚，是一件难得的铜铸法器。

　　值得一提的是在云居寺弥陀殿院中有方亭一座，黄琉璃瓦顶，内树嘉庆御制诗碑，碑高0.95米，宽1.84米，该碑刻的正是当年胡耀邦***视察时引起注意的嘉庆御制《云居寺瞻礼二十韵》诗。在抗日战争的那场轰炸中，有一块炸弹弹片神奇地击中了二十韵诗中的“云”字，且恰恰切去了“云”字的下半部分，画出了一朵天然的祥云衬托于“云”字的下方，这一巧合不得不称为云居寺的灵异所在。在弥陀殿院内还立有清康熙年间（1662—1722）造的经碑《金刚经》《药王经》两方。

　　如今的云居寺是北京着名的佛教胜地，以其历时千年的刻经事业长盛不衰，并最终能将诸多佛经完整保存而闻名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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